坎坷人生奋斗路作者：施子杰 初中六八届2班
他是谁？他从哪里来，他最终又走向何方？
1969年9月中旬，云南陇川县3名年仅17岁的昆明知青为避开层层检查和阻拦，选择翻越高黎贡山返回昆明。途中，他们迷失了方向，在原始森林辗转挣扎近一个星期后，其中一人获救，另外两名惨死，活下来的这位知青就是施子杰。
—摘自凤凰电视台《我们一起走过》之“我是知青”
我被当地采药人救下山后，送到腾冲县医院进行医治。
其间，陇川县的军代表多次到医院来看望我，当然也严肃的交代我不能将翻越高黎贡山的事情向外泄露，如果在外对知青乱说乱讲，要对我进行拘留看管。出于避免事情在社会造成不良影响的考虑，陇川县知青再教办也对我的姐姐、堂姐做过保密交代。
1969年9月28日，经过几天短暂的康复治疗后，我回到了陇川县曼胆生产队，对这次爬高黎贡山遇险事情在知青朋友中我只字未提，就连生产队里可能也不知道这回事。
当时，我也没太在意，只是单纯地认为，逃离农村回昆明这确实也不是太光彩的事，时间一久，事情也会过去。现在想来，是我太年轻，太单纯了。其实，命运啊！在1969年9月12日我离开村寨准备翻越高黎贡山的那一刻起，就决定了我一生的路。
回到寨子后，我痛苦地回忆着遇险的经历，为我们鲁莽草率的举动而失去生命的同学伤心、后悔和难过，内心深处做了认真的反省。是高黎贡山窝棚里的那半个南瓜救了我，使我的生命延续到采药人的到来而最终获救，为了我和父母家人，我必须坚持下去……。于是，我每天开始按时出工出勤，参加队里的生产劳动，挣工分吃饭。
我曾经约了几个同学到当时出事的山上看望俩位同学的墓地，可是已经没法找到了。后来，我在昆明曾经见到过邱林和吴先明的家人，他们说：哎呀！你还活着，我哥哥已经死了……；还有一个说：你倒好，你活着，我兄弟已经死了……。面对同学家人的牢骚和抱怨，我没说什么，我又能说什么呢！？我完全理解他们的心情，真是哑口无言，无言以对。客观来说，在这一事件中，我活着，他俩已经死去，但我没有害邱林和吴先明，也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他们的事。对于逝者，我心里很难过，其实活着的人更痛苦。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了，尽管有些人慢慢地知道了这件事，但事件的影响还是控制在有限的范围内，并且又逐渐被人们淡忘了。
时间到了1971年的7、8月左右，昆明开始有一些工矿企业到陇川县招工，程序是贫下中农推荐，由大队和公社批准。一批批同学在一次次的招工中陆陆续续地走了，但我却走不了。其间生产队里也推荐过我，我也满怀希望地期待着，心想总会有轮到我的时候吧。然而，一次次的机会都和我无缘，都和我擦肩而过。“逃跑过，所以人家永远不会批准”，这就是我了解到的原因。1974年底，寨子里的知青全部都走完了，从此，我那颗期盼回到昆明的心完全的死去了。
在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产劳动中，村社领导见我表现不错，就给我安排了一份赶牛车的工作，这驾车的牛很有意思，你赶它出去时很费力，它老想着回头，你一定要拉紧缰绳，吆喝着它，不给它折头；等回程时，你只需把缰绳摆在车上，它就咚咚地自己回来了，一直走到牛圈旁边，你给它解开绳子自己就回圈里去了。这个赶牛车的活计，在当时生产队算是比较轻松和体面的工作。因此我也有了更多的外出机会，经常赶着牛车到集市上售卖生产队的农副产品，回来时牛车是空的，寨子里年轻的小普哨就经常来坐牛车。在一次次往返集市的牛车上，我认识了寨子里的傣族姑娘廖小板，在牛车上收获了爱情。
几个月后，我去小板家里提亲，征得她家里的同意后，我把要结婚的喜讯写信告诉了昆明的家人。当然，我的父母和家人是反对的，他们担心我与傣族姑娘结婚后就难以回到昆明。其实，回昆明那颗心早死去难以复活了。尽管婚姻遭到家人的反对，未来的生活也要勇敢面对，在寨子里乡亲们的帮助下，我和小板在傣家竹楼里举办了婚礼。
1975年年底，我的女儿出生后不久，知青返城也有了新的政策：凡在当地村寨结婚的知青都自动失去知青身份，在城里不能落户也不能安排工作。这样我就成了地地道道的农民，完完全全地和贫下中农结合到一块了。
这年冬天，我站在路口为陇川插队的最后一批知青送行，他们在车上和我打招呼：上昆明来，我们在昆明等你，到昆明找我们玩。车一辆接一辆从我身边驶过，一个个知青和我招手告别，我回着礼，转过身，眼泪就止不住的流下来……，看来，我这一生人，命中注定就这样交代在这里了。
人啊！想透了也就这么回事，跺跺脚！我开始托土基盖房子，在曼胆村做个上门女婿，安安心心地当农民吧。
曼胆村是陇川县的一个傣族村寨，七十年代寨子里能听得懂汉话的人屈指可数。我做了上门女婿后，开始跟村民学习傣族方言和习俗，很快得到了大家的认可与好评。
结婚后的第三年，我们的二女儿出生了。那时候家里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非常的艰苦。秋收后我们分到的谷子比较多，我们两口子就每人挑一担100多斤的谷子到县城里去卖，这样手里才有了一两百块钱。我感觉可以回昆明了，于是我才带着全家第一次回到昆明探亲。
1979年10月景罕糖厂开始面向农村招工，赶了几年牛车又在田间地头摸爬滚打过的我，又重新拿起了书本通过复习考试，成为一名景罕糖厂的工人。
我非常珍惜这份工作，待人热情，努力做事。由于我赶过几年的牛车，结识很多方面的人，又是知青，头脑还比较灵活，厂里将我调到销售科工作，每日向商家发运白糖，这份工作对我来说如鱼得水，得心应手。在糖厂工作期间，生活有了转机，真有一种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感觉。随后，厂里提拔我担任了销售科的副科长，为糖厂我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和贡献。
进入90年代，陇川县依托自身的地理区位优势，开始发展边境贸易，我也伺机下海经商，这段时间也是我人生最忙碌最辛苦的时期，但收获甚微。
2003年景罕糖厂改制，我认为再干下去也没有多大意思，便买断工龄提前退休，回到曼胆村再次开始了田园生活。我和老伴儿一起在家烤酒喂猪，烤好的酒拿到集市上去卖，酒糟就用来喂猪，猪一拨一拨地养，养好的猪又一拨一拨地去集市上卖，就这样过着日子。
转眼50多年过去了，我的两个女儿也结婚生子，现在我们夫妻和女儿住在一起，一家人其乐融融。
当年我们翻越高黎贡山的事件，已时过境迁。但这次冒险，对我来说却是一生中最难忘的经历，同时也改变了我的一生。现在提起来仍然心有余悸、五味杂陈。我也想过，如果我们成功回到昆明，肯定会在昆明知青中造成重大影响。因为在我们进行准备翻越高黎贡山时，就有和我们相处得比较好的同学（至少有七个）得知我们的计划后说，你们成功走通后就写信，我们肯定也会跟上。这样，就会有很多知青模仿我们的行为，以这种途径回昆明。在当时这可能成为一个外五县上山下乡知青的群体问题，追查起来，我们很可能就会变成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典型……。
当然，对于这种假设及政治上的影响，现在的年轻人都不理解也不以为然，他们从这个事件中更多看到的是冒险和刺激。我们糖厂就有几个喜欢冒险的年轻人，在好多年前就来邀约我，说我们陪着你再走一回去玩玩，去看看那个地形地貌，去找找那两位同学的坟。对此，我也曾心动过，但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这么大的年龄已经爬不动山了，现在看来也可能这一生都没有机会了。
最后，衷心感谢一直牵挂着我的同学和朋友。我在遥远的边疆，还有这么多的好友在关心着我，我觉得十分慰藉，谢谢你们！（文字整理：邓胜祥）
当年震惊社会的昆明知青冻死饿死在高黎贡山事件口述人：施子杰 采访人：赵德深
1969年9月中旬，在云南腾冲县的高黎贡山上发生了一起3名当时年仅17岁的昆明知青为避开外五县（云南德宏州边境地区）在几座江桥和边防检查站的检查和阻拦，选择了通过翻越高黎贡山的原始森林返回昆明，因在高黎贡山迷失了方向，在原始森林里辗转挣扎了近一个星期后，知青施子杰在腾冲采药人的救助下幸运获救，而知青丘林和吴先明二人却因又饿又冻，惨死深山，永远地留在了高黎贡山。
知青死亡事件发生后，虽然腾冲、陇川两地的领导和县“再教育”办公室封锁消息，要求当事人不准消息外泄，但仍然引起了社会及云南下乡知青的震惊。
同时，关于知青为了返回昆明，躲开江桥边防检查站边防军的截堵而泅渡瑞丽江被暗流涌动的江水冲走、躲在卸空后的油罐车里过检查站最后被闷死在油罐车里、女知青为了搭乘便车回昆明,受到不良货车驾驶员的侮辱和强奸的消息传得沸沸扬扬。我和施子杰、丘林、吴先明三人虽然都是昆明三中的同学，但他们三人都是初68届的初一学生，而我是高68届的，所以与他们互不认识，虽然我一直想对事件的幸存者作一个采访，但一直都未能如愿，直到我组织了两次同学下乡40周年返乡游活动后，才打听到施子杰已在陇川的傣族村寨安家落户，并招工到了陇川景罕糖厂工作，经过近一年多的电话联系，最后终于与施子杰联系好，于2011年5月16日在昆明金马坊附近的一个餐厅，实现了采访施子杰的愿望，以下为采访记录：
口述人：施子杰
一. 请介绍一下你们三人的基本情况
我们三人都是昆明三中1968届的初一同学，我（施子杰）和丘林在初682班，吴先明在初688班，1969年2月到陇川县插队落户，在学校时我们就是好朋友，文化革命期间工人不上班、学生不上课的无聊生活使我们经常聚在一起玩，打发无聊的时光。
二. 是什么原因使你们萌发了要翻越高黎贡山的原始森林返回昆明的想法？
当时我们还只是17岁的学生娃，从过惯了城市生活的昆明来到当时落后的云南边疆陇川县农村，丘林和吴先明还好，分在坝子的傣族村寨，而我则分到了贡佤山区的景颇族村寨。
在昆明过惯了城市生活和自由散漫日子的我们，一下子来到人生地不熟且语言不通的边疆民族地区，悲观、无助的心态导致了我们3人都无法安心农业劳动，经常相约到章凤街的茶室和咖啡馆闲聊、打发时光，自然引起了社员的不满鄙视。悲观的心态和令人压抑的生活环境，首先使倍感压抑和失望的吴先明萌生了想办法回家的想法，徒步翻越高黎贡山到昆明的提议得到了不甘心在边疆当一辈子农民的丘林和我的响应，并开始为徒步翻越高黎贡山的行动进行准备。
三. 为翻越高黎贡山回家做了些什么准备工作？
1969年是中国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第一年，当时地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外五县(现德宏州)的知识青年要想乘车回到昆明必须经过大队（乡）领导、公社（区）领导、县再教育办公室批准，再到县人保组（公安局）领取《知青通行证》，否则沿途必经的瑞丽江上的畹町桥、怒江上的功果桥、惠通桥等关卡将把你阻挡在波涛翻滚的大江那边。而按照程序去办理通行证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按照当时不成文的规定，下乡第一年知青要申请通行证回家除非是家里死了人。因此，吴先明在思乡和倍感压抑的困境下，发出了不想干了、回昆明的提议后，立即得到了丘林和我的响应，以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悲壮行动，踏上了命运多舛的“不归路”。
翻越高黎贡山回家的方案确定后，3个人私下开始了紧张的准备工作，首先是在户弄乡向一个腾冲老人打听到一条旧社会走私贩私的通道，并按老乡的指点绘制了一个简易地图。这是一条从腾冲的界头通向保山的上江，再从保山的瓦窑走到大理的漾濞，这样可以越过高黎贡山并可躲开云南滇西重镇保山县的检查的走私通道，但这条路解放后已很少有人走了。行前，有不少同学都想了解这条路线，并让我们画了地图，如走通了好多知青都将按此路线翻越高黎贡山回家。为应付复杂路况，我们还在章凤做了依托芭蕉树杆和背包带泅渡江河的实验，甚至还请了一个算命先生问了此行的凶吉，但在得到此行不吉利的凶卦后，仍未能阻止我们壮士断腕的决心，义无反顾地在做行前的准备，并于1969年9月12日带了6盘军用背包带和简单生活用品，买了一斤半饼干就离开陇川，开始了回家之路。
四. 请介绍一下那几天不堪回首的“回家之路”
1969年9月12日按照约定的出发时间，分别从各自的村寨出发，来到了施子杰兄妹插队的芒胆寨子集中，开始了徒步回家的行程。
第一天（1969-9-12）通过艰苦的的跋涉，从当时陇川县的城子乡芒胆社沿着被野草遮蔽、灌木丛生的山间小路爬上了高度仅次于高黎贡山的陇川王子树山区住了一晚。
第二天（1969-9-13）从陇川王子树沿山间小路下到梁河县的坝子勐养区找同学杨炯明住了一晚。第一、二两天的山路虽然不好走，但在回家的信念支持下，轻松的翻越了几座原始森林覆盖的山头，两天的行程近80公里。
第三天（1969-9-14）从梁河沿着平坦的公路来到腾冲县的荷花乡，与陪同而来的杨炯明等3位同学在农田里找了一个窝棚里住了一夜。
第四天（1969-9-15）一早，与专程来送别的同学告别，似乎有什么预感他们几次劝我们不要走了，去意已定的我们与3位知青同学告别后，向腾冲县的曲石进发，当晚在曲石住了一晚。
第五天（1969-9-16）从曲石走到腾冲的界头，此时，已进入高黎贡山的地界，我们在一个叫陈家坡的生产队找到一个知青户住了一晚，天亮后正式翻越高黎贡山，到下午4点左右到达山顶时，遇到了几个到高黎贡山的汉族采药人，再次向他们咨询了是否能通往保山的上江，并得到了确定的答复。尽管还未进入高黎贡山的密林深处，但在翻越大山的途中，已能看到山脚下的怒江，途中还能看到了野牛出没。天，逐渐黑了下来，本来就很不明显的山间小路被茂密的山草遮蔽了，但为了找一个歇脚的地方，我们仍摸索着往山下走，甚至依靠着背包带互相拉扯着往前行走，已经感到迷路的我们，只得在一个石块处歇下来，寒风中我曾经提议我们折返回去，找采药人住一夜再说，但吴先明提出我们已经什么都准备好了，没有必要折返回去，这样我们在寒风中度过了一夜。
第六天（1969-9-17）天刚亮我们就开始找路，从我们昨晚歇脚的地方可以看到，只要过了我们眼前的山沟就可找到对面山上的那条小路，但下到山脚后，我们转来转去都绕不出来，这时我们才意识到，这条所谓的走私贩毒通道，解放后经历了多次政治运动的打击，已经很少有人走了，原来的山间小路早已被山草覆盖。就这样反复的找路直到天黑都没有转出谷底，这时，天又下起了雨，我们只得找个地方烤火喝水，仅剩的一小点饼干也在谦让中吃完了，我们在又冷又饿中熬过了一夜。
第七天（1969-9-18）什么吃的都没有了，被困在原始森林里的我们开始慌张了，我们不断地用背包带连接起来往下探路，但看到前方是70-80米的悬崖无法通过。身体忍受饥饿、寒冷、疲惫已经快到局限、不祥和恐惧笼罩在我们三个人的心里，我再次提出只能往回走，去找挖药人讨一点吃的再说，精疲力竭、又困又饿的我们直到夜里才摸索着回到采药人的窝棚，因为下雨采药人已回去了。我发现窝棚里有个被丢弃的南瓜，我把腐烂的部分抠掉后吃了一点，还能吃，我让吴先明和丘林也吃一点，但他俩不想吃并倒下睡去。
第八天（1969-9-19）早上醒来我看到吴先明已是奄奄一息，喊也喊不醒了，丘林有气无力的在旁边说已无力回天了。这时天已放晴，可以听到山脚下的水流声，几天没有喝到水的我们连自己的尿都撒不出来了，丘林叫口渴，但我和丘林已气息奄奄，迈不动双腿。我迷迷糊糊中大约到下午4点多钟醒来已不见了丘林的身影，我努力地叫喊丘林，听到丘林回话说“我去喝点水就回来”，并艰难的念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但到天黑都不见他回来，再喊已没有回应了。事后救援人员告诉我，其实丘林倒下不起的地点离窝棚也只有20米左右，身边还准备了有一个可以盛水的香烟筒，最后的时刻他已经无力张嘴喝水，也无法将水带回来，永远的倒在了高黎贡山的山涧旁。
第九天（1969-9-20）进入昏迷状态的我，不断地产生幻觉，一会觉得已经回到昆明、一会儿又觉得自己已经死了。大约到了下午时分，我隐约听到山上有人讲话，不知从哪里来的力气，我拼命喊救命，大约断断续续的叫了10来分钟，也没有声音回应，我不断咬自己的嘴皮，强迫自己不能昏迷过去，拼尽最后的力气不停的喊救命，一直到采药人进入窝棚。我告诉他们，我们是陇川的知识青年，请你们救我一下，由于当时正值大搞阶级斗争和政治边防的年代，他们几人在窝棚外商量了一下，排除了我们不是“阶级敌人”后开始救援，至今我都记得是一个叫陈善朝的采药人把我背到他们的窝棚，并用白糖煮了一点酸木瓜水小点小点的喂到我的嘴里，到了晚上又煮了一点清稀饭给我吃，慢慢地我恢复了一点体力。
第十天（1969-9-20）次日一早，采药人让我在窝棚里休息，他们去找丘林，回来后告知我丘林已死在山泉水边和准备打水回来的情节。原准备在山上采药10天的采药人商量了一下后，与我协商，让我尝试着在平路上由他们搀扶着自己走一下，到爬山时由他们轮流背我，先把我送到村里，然后向公社汇报请求公社派人到山上处理丘林和吴先明的遗体，就这样我幸运的活了下来。
五. 死人事件发生后，相关部门做了些什么工作？
采药人把我送到村里后，立即向当时的公社领导汇报，公社立即向腾冲县领导汇报。当时正值云南省革命委员会委派省革委会副主任刘殷农率云南省知识青年慰问团在保山地区和外五县进行慰问，刘殷农得知此事后，立即指示腾冲县领导马上将伤员送到腾冲县医治，指示陇川县“再教办”派专人到腾冲安抚慰问伤员，处理善后。这样，我1969年9月23日被送到腾冲县医院医治，次日陇川“再教办”人员赶到腾冲，到医院看望了我，然后去为丘林和吴先明的后事做准备。
1969-9-25日陇川县再教办负责人范志文带领善后工作组在腾冲采药人的带领下，带着买好的丧布和棺材板等物品上山，将两人的遗体按照当地的习俗，在出事地的山头上临时打了两口棺材就地掩埋，在坟头上立了木墓碑。
六. 这件当时震惊社会的知青死亡事件，当地政府和相关部门如何处理？
出事以后相关部门做出决定，可以通知家属，但不准到边疆探视。丘林和吴先明在昆明的家人接到昆明市革委会再教育办公室的通知，到市革委会拿到了一张高黎贡山上二人的坟头照片，并明确告知不能到边疆探视，不准外传。陇川县的军代表在我在腾冲住院的10多天中，也多次到医院交代我不能将事件外泄，1969年9月28日回到了陇川的生产队后，队里也按上边的要求一再交代不能向外讲，所以，尽管很多人都知道有这件事，但事件的影响还是控制在很小的范围，多年以后已被人们淡忘，后来我约了几个同学到当时出事的山上看望丘林和吴先明的墓地，但已经没法找到了。（采访结束）
“他们俩已经回家去了”。让我们记住他们的名字：
丘林——昆明三中初六八届二班学生，享年17岁。
吴先明——昆明三中初六八届七班学生，享年17岁。
我十分感谢施子杰接受了我的采访，尽管听说当年陇川县史志办的人也采访过施子杰，但采访的的文书只是留作存档，没有知青情感的史志，是不能把当时那撕心裂肺的煎熬和处于深度绝望恐惧的情景很好地体现出来的；更何况没有知青上山下乡的经历磨练，也就无法理解当时处于最底层的知识青年为何冒着生命危险去翻越高黎贡山回家。所以笔者希望在全国大规模的知识青年山上运动43周年，也是当年发生昆明三名知青翻越高黎贡山饿死、冻死深山43周年的日子，尽可能通过对事件的幸存者施子杰的采访，以知青口述历史的形式，把事件还原出来，为抢救知青历史文化做出一点努力。
幸存者施子杰与妻子
口述人：施子杰，昆明三中初六八届二班学生，1969年2月知青插队到陇川县，与已故的丘林、吴先明当年一同翻越高黎贡山回家，是唯一的幸存者，获救后回到插队的陇川县姐午乡曼胆村，在后来的知青招工时到了陇川景罕糖厂工作，并与本村的一个傣族姑娘结婚，安家落户在陇川曼胆村，至今仍生活在边疆过着平静的生活，生育了两个女儿已长大成人。
采访人：赵德深，昆明三中高六八届三班学生，1969年3月插队到瑞丽县，1971年知青招工到昆明铁路局工作，直到退休。
后 记：
当年三位知青为返回家乡昆明翻越高黎贡山，两死一伤的惨剧不仅造成极大的不良社会影响，而且给两个惨死在深山的知青家庭造成了晴天霹雳般的打击。当时，两位惨死深山的知青父母被通知到昆明市革命委员会知青办，领到了两张死亡知青在深山的简易坟头照片，并严肃通知他们不许外传他们的孩子惨死深山的消息、不许家人到边疆和到死者墓地看望。两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特别是死者丘林的母亲更是无法接受下乡还不到一年的爱子就惨死深山的现实，成天生活在思念孩子的痛苦之中，经常都觉得自家房顶的瓦片有响动声，心想一定是丘林回家来要钱了。无尽的思念和丧子之痛造成丘林的母亲长期晚上无法入睡，头发从花白到变成稀疏，最后不得不住进了精神病院，令人不胜唏嘘。
丘林生前的照片
时光无法淡忘，去年我们几位同学去看望丘林的哥哥丘北海时，北海告诉我们，我采访施子杰的文章，不知怎么会辗转传递到他70多岁的姐姐的微信里，姐姐也才第一次全面地看到了弟弟丘林到陇川插队落户后，是怎样在无助和思乡的情况下被迫不顾危险翻越高黎贡山回家。这在今天看来想回家看看的那么一点小小的正常要求，怎么就失去了两条活生生的年轻生命。特别是丘林姐姐在看到弟弟因为办不到通行证，被迫翻越高黎贡山，一步步走向死亡的11天，惊心动魄的每一天都紧紧地扣紧姐姐的心，不敢看又忍不住往下看。丘林的姐姐又像当年的母亲一样一夜一夜的睡不着，只有找大弟弟北海问怎么办？弟弟也只能说：姐姐，害怕、不敢看就不要看。真是欲哭无泪，时隔近50年，因为一篇采访当年幸存者的报道又勾起了死者家人的无尽悲伤和思念。
然而，还有很多像丘林、吴先明等客死他乡的知青或者客死异国的知青缅共人民军战士的家人们，至今没有一个祭奠和凭吊的场所，以供奉亡者的灵魂。还有，另一位长眠在高黎贡山的知青吴先明的家人因房屋拆迁一直无法联系，也不知道其家人是否看到了这篇采访报道。
愿死者灵魂得到安息，愿这样的悲剧不再发生。
2012年3月2日完稿 ，2015年11月4日根据当事人及好友指正稍作修改，2018年4月再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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